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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的记忆  

2011-12-18 12:12:25|  分类: 粮油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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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晶晶

        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十三届湖北粮油精品展示交易会上,一场名为“粮食物语”的粮食文化展,勾起了老武汉们对粮食的记忆。“湖广熟,天下足”,湖北自古是鱼米之乡。清末民初,三镇粮食行密集,粮食贸易兴盛,四方粮商水路运销常在此中转;解放初,粮食短缺,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如今,粮食购销实行市场化,大力推广优质稻,不仅粮食连年增产,且粮油品质提高、品种增多,人们过上了饱中求好的日子——那玉粒金粳,颗颗惹人心醉。

      粮食文化展,展现清末民初“食为天”

        民国初年兴发源、永昶等多家粮食行的老发票;清道光二十九年造的鼓腹斗;称粮的长秤;码头工人扛粮包时计数用的“欢喜”……“粮食物语”粮食文化展,仿佛让人瞬间穿越,一幅清末民初汉口粮食贸易风情图生动如在眼前。

        “民以食为天,粮食自古以来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关于武汉的粮食贸易,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6月16日《申报》曾这样描述武汉:武汉人烟辐辏,烟火百万家。日食所需,几难数计。至闽粤吴越诸巨贾,来此采办者更多,若恒河之沙。玉粒金粳,实生意之巨擘焉。瞧,多美的描述啊!”策展人、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葛亮一段抒情的介绍,更引得人思绪万千。

        葛亮展出的百余件粮食文化藏品,基本包含了粮食运输、检验、入库、供销的整个贸易流程,“粮食从产地走水路起运,至沿河大道码头靠岸。旧时,沿河大道是粮食行聚集地,《湖北粮食志》记载,清末民初,三镇粮食行有172家,运销商行60余家,年贸易量达1000万担。你看,这个藤条编的笆斗,是用来舀米的;欢喜,是码头工人扛粮包计数用的筹码,因‘筹’与‘愁’同音不吉,故老武汉人反其道称为‘欢喜’;粮食送到粮食行后,要用这种近一人高的长秤称重;再用尖尖的‘掺筒’往麻包上一戳,让粮食流出来好检验成色,然后,粮食正式进入零售流通环节……”对每样藏品和用途,葛亮娓娓道来。

        现在人们购粮以“斤”为单位,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计量粮食都是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你知道石、斗、升是怎样的吗?你知道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来历吗?”葛亮将记者目光引至一个清道光二十九年造的鼓腹斗、汉口大火路熊万顺造的木质斗和一个升子上。想当年,几多米面就由它们称量,倒入老百姓敞开的购粮布口袋中。“当时升斗小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每天等着米下锅,好不容易赚点小钱买点粮食,还要经过‘进手出手,添饭加酒’(形容解放前行业内的陋习,指在米中掺泥丸、加水),看着商人们日进斗金,那日子怎一个‘难’字了得?”

        不过,好吃又乐观的武汉人,还是变着花样用各种米面谷物做成了各式可口小吃——发米粑粑、欢喜坨、糯米包油条、面窝、豆皮……那香味,从过去飘到现在,那悠长岁月,沉淀着人们对“粮食”二字几多感情!

      “计划吃饭”年代,常常挨饿吃不饱

        “我们小时候有过饿肚子的体验和记忆。白米饭难得见,黄豆当饭吃,以至于很长时间,我看到黄豆胃就难受……”上周五,58岁的湖北省粮食局副巡视员谭富生,谈起自己做小孩时的饥饿记忆时,感慨不已。“计划吃饭”的日子,始于1953年10月,那时正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积弱积贫,百废待兴。由于供应不足引发的粮食紧张,国家开始对粮食等农作物全面实行统购统销。为使有限的资源保证全体居民基本的物质生活,对有限的生活资料实行严格的计划调拨、定量供应和价格控制,1955年,“票证”出现了。“那时候么事都要票,平时是粮票、面粉票、油票、煤票,逢年过节,才会发上二两麻油票、少量干子票、豆腐票、鸡蛋票等改善生活。人是铁饭是钢,粮食三餐不可缺,最重要。每月要凭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和粮票供应粮食和消费。出门也得带粮票,不带粮票,那可是有钱都冇得饭吃的……”

        即使省了又省,对于孩子多的家庭,粮不够吃是常事,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够吃怎么办?找野菜充饥。一本1960年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印刷的《武汉习见野生可食植物》,生动反映了当时的困难场景。红薯梗、马齿苋、地米菜、蕨粑、葛根等,都是救命食品。

        上世纪70年代初,谭富生参军了,在部队一呆就是十几年,“在部队吃饭管饱,提干后,每月还有40多斤粮票,一斤多油票,自己吃不完,还能省下余粮寄回家帮扶父母。”1981年,谭富生从部队转业到省粮食局,从事粮食调拨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在计划经济时代,在粮食局工作可是很荣耀的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对粮食都有特殊的情结。”

        这种粮食情结,也影响着50岁的武汉收藏家联谊会票证专业委员会主任穆洪斌。热衷票证收藏十余年的他,上周日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印象至深的儿时记忆。1966年,年仅5岁的穆洪斌随哥哥一起,陪患有阑尾炎的母亲到襄阳市南漳县医院看病,兄弟俩将仅有的一斤粮票给母亲用了,哥俩忍饥挨饿一整天。到了傍晚,两人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哥哥便带着弟弟,含着眼泪到小巷子里,把准备给母亲补身体的5个鸡蛋偷偷跟人换了粮票。“那顿饭,我和哥哥吃得格外香。而这段经历,也使我后来对粮票有种说不出的感情。”穆洪斌说。

        翻开穆洪斌那厚厚几本装帧精致的粮票集,一张半市斤的1967年黄石市地方粮票映入眼帘。粮票上,3位农民朋友扛着锄头,手拿毛主席语录,上书“备战、备荒、为人民”,一股文革期间鲜明的时代特征扑面而来。而文革语录版块票证的收藏,也使穆洪斌成为国内票证收藏市场响当当的人物。“票证是中国特有的、不可再生的断代藏品,承载着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情感,那记忆令人难忘!”

      从找吃的到挑吃的,如今更关注营养健康

        粮食的统购统销,从1953年一直持续到1984年。据省粮食局资料记载,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之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此后至1997年,我省实施粮食购销双轨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并行。1994年,使用了近40年的粮票在全国结束使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2004年,我国全面推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1978年前,全国粮食年总产量6000多亿斤,如今超过1万亿斤;解放初期全国居民每年人均粮食占有量570斤,如今已达770斤,粮食已从供应不足达到供需基本平衡。如今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进入了饱后挑好的阶段。”上周五,湖北省粮食局调控处调研员龚伟用数据说明如今的变化。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油水充足了,蛋白质获取增多了,人们的“肚量”越来越小,口粮消费日趋减少,但肉、蛋、奶的转化用粮日益增多。现在的年轻人,对原来一个人月均几十斤粮不够吃,可能难以置信,因为现在一家人还吃不完当初一个人的口粮,从某种程度上说,“主粮”已不“主”。

        上周末,记者走访了中百仓储、武商量贩等多家超市,在粮油区看到,光大米品牌就有数十个,东北米、泰国米及本地米应有尽有。包装也由当年180斤一袋的麻袋包装,变为布袋、编织袋、塑料袋等小包装,如今还有真空袋。

        在粮油区,记者碰到年近5旬的刘女士,她正在选购国宝桥米,她告诉记者,孩子在外上学,家里只有夫妻俩,一个月一袋10斤包装大米都吃不完,平时主食米饭、面条、饺子、馒头交叉着吃,家里牛奶鸡蛋以及其他副食品不断,还时不时煮点小米稀饭、玉米面糊糊。

        在沃尔玛超市,记者看到,杂粮专柜是中老年人流连最多的地方,高粱米、苦荞米、小米、薏米、黑糯米、各种豆类……过去的杂粮,因为热量低不抵饿而不受那个年代人的欢迎;而今,正因为其热量低,杂粮又成了香饽饽。在一个名为“五谷磨房”的专柜前,有炒好的茯苓、枸杞、淮山、薏米、银杏、天麻、葛根、红枣等10多个品种,可以单独或随意搭配磨粉,价格不菲,生意红火。“如今,怎样吃得营养、吃得健康,成了人们选购粮食种类最主要的理由。从找吃的到挑吃的,一字之差,反映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龚伟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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