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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  

2012-01-10 20:15:46|  分类: 粮油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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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季晓农

      一、军事管制制度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设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许多大中城市得到解放。面对一个个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这些城市在新政权手中是否能重拾生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是否能尽快得到恢复?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一篇史论结合,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的《甲申三百年祭》。
      三百年前的甲申年,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王朝相继消亡,一个是朱明王朝,另一个则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王朝,朱明王朝的覆灭,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则是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即宣告败亡。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不能不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后来被当作全党整风文件看待,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战后如何约束和管理人民解放军自身入城后的纪律和作风,城市如何顺利地完成接收与管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如何尽快的恢复,这些问题都列入到了各野战军工作的议事日程之中。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军队变成工作队”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城市解放后,城市管理一律采用军事管制制度,并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

        军管会作为接管城市的政权机构,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交通、政务等处室,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等单位。它为其后成立的军政委员会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其主要特点为:①军事管制与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联系,是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初形式;②同解放战争时期相比,在组织结构上,多了军政委员会这样一个层次;③无论军政委员会,还是军管会,都吸收了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参加。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的发现

        解放初期的军管会,虽然在全国各城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政权机构,但是,专门为军管会部队人员发行和使用的粮食票证却罕有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是我们已知的唯一的发现(见图一)。该票证发行于民国38年10月,已知面额分别为:大米10斤、30斤、100斤、500斤,就目前已知而言,该四枚票证均为孤品级,是票证大家族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全套票证到底发行了几枚,只有留待票友们今后的考证和发现才能得知了。

        该票证的发现也颇具传奇,它的发现并不是在该票证的出生地天津,也不是天津周边某个地方,而是贵州省从江县,一个偏远的省际边境小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个村民手持着八枚票证找到从江县人民政府,要求政府兑换手中的票证。这些票证兑换后,被贴在了一张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政府稿纸上,稿纸下方注明銮里村吴姓村民提供,总计:1040斤(除了四枚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以外,还有二枚面额为大米50斤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粮票,一枚面额为大米200斤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预借粮证,一枚面额为大米100斤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借粮证),一位龙姓政府人士作了批示:以上转丙妹镇政府酌情予以处理,落款为2000年8月4日。五年后,这张稿纸连同贴在上面的票证一起流落到了武汉收藏品市场。

      三、对票证相关问题的考证

        天津军管会部队人员使用的票证,怎么会流落到贵州省从江县?怎么会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票证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票证流落在了一起?怎么会到2000年才找到政府要求给予兑换,这是一个个有待解开的谜团。

        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1949年3月7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在古城开封成立,而此时的东北野战军在完成平津战役之后,稍事休整准备南下转战中原,并改称第四野战军,1949年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开始自华北地区南下,4月20日,配合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5月中旬,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至此,第四野战军成为真正掌管中原的核心战斗力量。而平津战役之后留在天津的部队,则成为天津军管会的重要力量,协助处理战后事宜,并完成城市的接收和管理,它们虽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已经远离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但在战斗序列中依然隶属于第四野战军,在部队后勤供给中也与第四野战军供给办法一脉相承。我们从已发现的票证实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民国38年5月发行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粮票(见图二),无论是票面设计风格、版式特点、票幅大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完全传承自民国38年5月版的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粮票。两种票证均四条使用说明,除第四条使用有效期间不同外,其余也完全相同。从这两种不同时期发行,不同地点使用的票证实物图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

        第四野战军留在天津的部队在完成军管会的工作任务之后,也陆续追随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的脚步南下而去。此时的中南区(六省二市)全境,除了盘踞在深山中的土匪武装尚未清除干净外,应该已经全部得到解放。
      从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其东南部与广西三个不同的县接壤,其中东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南邻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之地,境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山地丘陵众多。显然,这些票证是第四野战军在转战中原、湖广的进程中一路携带过去的,当时各部队发行的票证跨界使用情况应该是十分普遍的。第四野战军在跨界作战或剿匪中,曾到达过从江县,并通过票证向当地村民筹借粮食,从而使这些票证留在了当地村民手中。

        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部队在筹粮过程中留下的票证均可向人民政府抵交一定季节公粮(见图一、图二使用说明第一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借粮证使用说明第三条也说明了这一点),未能按期抵交公粮的,也能在事后按票面额到政府处做兑粮处理,怎么会在时隔50多年以后才想到找政府要求兑换呢?笔者几经努力,找到了两份文件,也许可以给出这一答案。一份为1951年3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财字第869号《为展期清理旧粮票令》的文件,附件:中南区过期粮秣票处理办法,其第四条规定了不准兑粮,并做上交处理的四种情况,第二款规定:在土地改革地区地主所存之过期粮秣票,不准兑粮,应即交公;第四款规定:敌伪游杂武装之粮秣票,不准兑粮;另一份为1951年3月22日府财行字第3号《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的文件,事由:为转中南军政委员会限期清理旧粮票仰遵照执行由,其第三条规定:收兑粮秣票时,各级政府与粮局部门必须注意审查,除严防伪造涂改者外,并须防止土改区之地主(因中南办法规定土改区地主粮票不收兑)籍机出卖旧粮秣票,或利用其社会关系代兑粮秣等冒领事情发生。第四条规定:收缴归公之不兑粮秣废票(如土改区地主粮票),由经收人于收缴此项粮秣票时,当面用毛笔填写作废字样,逐级报省粮局汇报中南监销。

        由此可见,这些票证解放初期未能得到兑换,可能与其持有者的出生成分有关(地主或土匪),加之这些票证又是从中南区辗转到了西南区,在不能进行兑换的同时,也避免了被收缴,从而使其得以幸运的保留下来。
      军管会作为解放初期的全国各城市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权机构,按理说应该由不少城市可能发行过类似的票证,但是,遗憾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部队临时借粮证依旧是我们目前已知唯一发现的品种,并且独具传奇色彩。票证收藏的潜力很大,我们期待着不同地区军管会时期同类性质的票证能够不断的被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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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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